治霾懸念

負重的現實泥淖，使大氣治理的難度與日俱增。要縮小夢想與現實的差距，除了嚴格的防控措施，進一步精細化減排，還必須調整污染物總量控制設計、巨額治理資金的分配策略。而唐山等先行城市的“難言之隱”，應反作用于國家宏觀決策的完善乃至糾偏

□ 本刊記者 賀濤 高勝科 孫愛民/文

2015年1月14日，北京迎來新年的第一場雪，雪粒微末，撲面只有一絲微涼，絲毫未能撼動連日的灰霾。半日之后，北京再次陷入重度“霾伏”中。

兩日前，北京冬奧申委公布了向國際奧委會遞交的《申辦報告》，北京冬奧申委執(zhí)行副主席、北京市副市長張建東稱，希望通過申辦，帶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(qū)共同改善大氣環(huán)境，“政府用了壯士斷腕的決心和最嚴厲的措施，希望能夠還老百姓一個藍天，我們對此有信心。”

10天前，北京剛剛交出一份新的治霾成績單：2014年，PM2.5年均濃度下降4%，一級優(yōu)的天數增加了22天，重污染天數減少了13天。

官方的措辭滿透著樂觀和決心。但如果將其與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(下稱“大氣十條”)放到一起看，就讓人難以高興起來：今后三年，PM2.5年均濃度若保持2014年同樣的降幅，2017年的治污目標必然無法實現。

2013年是1961年以來霧霾最多的一年，全國74個重點城市中僅有3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。

中國政府在2014年正式向肆虐全國的霧霾宣戰(zhàn)。一年中，除了工業(yè)升級，控車、去煤等手段在各地紛紛上場。尤其北京，鐵腕之下，污染企業(yè)陸續(xù)被驅出京城，全面禁止建設鋼鐵、水泥、煉焦等高耗能、高污染項目。水泥、燃煤電廠鍋爐的北京排放標準甚至超過歐盟標準。2014年比計劃還多關停了92家排污企業(yè)。

1月，進入各地提交治霾成績單時。北京，2014年PM2.5年均濃度降低值未能達到年初定下的5%的目標。

《財經》(微信公眾號 mycaijing)記者采訪多位環(huán)保界人士，他們認為，僅從一年的變化數據，難以準確評估治霾目標的成敗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未來三年中國的大氣污染治理難度和壓力空前巨大。

北京是最早關注空氣污染的城市，其治理舉措之激進，遠非國內其他城市所能比。北京尚且如此，全國的目標達成難度可想而知。

管住車

1月14日下午，北京西四環(huán)西南角的一個舊車交易市場里，二手車經銷商趙龍正在推銷一輛2010年產的“高爾夫”。天很冷，生意不好，他手揣在兜里，用胳膊把自己盡量裹緊一些。盡管當天PM2.5重度污染，在室外站了快一天，他也不想戴口罩，那會影響與客戶的交談。

機動車是北京第一大空氣污染源，PM2.5貢獻率達31.1%。因此，淘汰老舊機動車被視為降低機動車排放的攻堅戰(zhàn)。自2011年起，北京財政撥專項補助，鼓勵市民淘汰使用六年以上、未達到國四標準的機動車。那時趙龍一個月可輕松銷出二三十輛二手車。

車輛類型、使用年限和排污量，決定了政府的補助額度。對于直接解體的報廢車輛，車均補助5000元，轉出到外地的補助4000元；到2013年，報廢補助提高到平均每輛車6000元，轉出的補助標準沒有變；2014年9月15日到10月底，北京給淘汰老舊車再打一針“興奮劑”，將報廢補助提高到車均9000元的水平。

2014年，北京淘汰老舊車47.6萬輛，超過任務指標8.5萬輛，排放最差的黃標車全部被清理出局?，F在，北京市已有超過80%的機動車達到國三及以上排放標準，與發(fā)達國家大城市基本一致。為了完成淘汰指標，北京年均投入的補助額在10億元左右。

補助，也鼓勵了北京老舊車向外地的遷移。在全國，二手車交易中跨區(qū)域流通的比例約為20%，而像北京這類限購城市的外遷比例可達50%。

國內的二手車市場呈現明顯的梯次消費，基本格局是從高收入階層流向中低收入階層，從中心城市流向二三線城市，以及從城市向鄉(xiāng)鎮(zhèn)流通。然而，普遍的治霾壓力，使各地紛紛出臺限制外遷車輛入市的政策。根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的統(tǒng)計，全國九成以上的地級城市目前對遷入機動車均設置了排放門檻；要求國四以上排放標準的城市為250個。

“限遷”扎緊了二手車全國性的大流通。外遷限制導致北京二手車的銷路越來越窄，趙龍感覺生意越來越不好做，現在一個月能賣出10輛就算不錯。賣一輛車也就掙兩三千元，利潤很少，特別是國三標準以下的車，賣不上價，又不好銷。

“不要再買國三標準以下的車了，將來很難出手，驗車也是大問題?！壁w龍一遍遍勸說貪圖便宜的客戶。

在過去的不到兩個月里，成品油消費稅經歷了三次上調，成品油的稅負比例已經上升到45%。每一位車主都在直接為霧霾埋單。

同時，北京自2011年起對機動車實行限購政策，以勒住機動車保有量的增長勢頭。2014年，北京將小汽車的控制指標由24萬輛，進一步縮減為15萬輛，9萬名買車族失去了購車機會。

對于淘汰老舊車與新車限購組合拳，北京市環(huán)保局局長陳添評價稱，跟汽車增量比較相互抵消，“也就打個平手而已”，對空氣質量的改善效果不會那么快。

控住煤

位于北京朝陽區(qū)花家地街22號的東郊供熱廠內，濃濃的白煙從高聳的煙囪內涌出。在周邊居民的眼中，白煙雖然有礙觀瞻，但與兩年前燃煤鍋爐冒黑煙的狀況相比尚可接受。

燃煤，在北京PM2.5排放榜位列第二，貢獻占比22.4%。在各大城市，燃煤都是一個主要的空氣污染源。

早在2007年，清華大學組織的大氣污染控制戰(zhàn)略研究就提出，控制PM2.5和控制煤炭過快增長的問題，并建議在京津冀、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(qū)控制煤炭消費。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(zhàn)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參與了此項研究。他表示，相關建議當時只有廣東省聽進去了，現在廣東的能源消費總量中，煤炭占比不到50%，空氣質量比京津冀和長三角好得多。

2012年8月，東郊供熱廠拆除使用18年之久的燃煤鍋爐房，實現“煤改氣”。到2017年，北京要將燃煤總量從2012年的2300萬噸，降至1000萬噸。這意味著，五年時間，北京的燃煤總量削減近六成。這一力度在全國是最大的。

減煤騰退出來的能源缺口，由天然氣和非化石能源補上。不過，天然氣的價格遠遠高于煤，東郊供熱廠被成本壓得透不過氣，副廠長李春華告訴《財經》(微信公眾號 mycaijing)記者，上馬新鍋爐后，燃料成本陡然上升4倍，“居民與集團分擔了部分成本壓力，再加上后來技術提升勉強算挺過來”。

為了配合供暖鍋爐煤改氣行動，北京從2013年供暖季開始對燒天然氣的獨立供暖區(qū)域調整供暖價格，其中居民從每平方米19元提到30元，公共建筑從每平方米30元提到46元。

東郊供熱廠屬于區(qū)域自營供熱廠，于2009年加入北京熱力集團。作為大型國企下屬的基層工廠，東郊熱力廠沒有定價權力，只是完成集團對于減排的指令與供暖的任務。

北京市近三分之一的供熱由北京熱力集團提供。冬季熱源來自于該集團發(fā)電廠熱電聯產余熱，余熱不足或者天氣持續(xù)低溫時，則啟用尖峰燃氣供熱廠，后者采用燃燒天然氣供熱。北京熱力集團承受的巨大減排壓力，主要來自于接收的11個區(qū)域自營供熱廠，供熱量占集團總量的10%。

這些廠本來為大型公司、機關等自主運行的供熱廠，通過各種形式被“收編”到北京熱力集團。這些供熱廠的鍋爐都是燒煤的，在減排背景下需實現“煤改氣”，由北京熱力集團為其投資改裝新型鍋爐，一臺大型鍋爐要100多萬元。

2015年，北京的最新目標是實現核心區(qū)無煤化、城六區(qū)基本無燃煤鍋爐。“煤改氣”需要將原來的供暖鍋爐全部換掉，上馬新鍋爐。

并不是所有的獨立供暖區(qū)域都心甘情愿、且有經濟能力更換鍋爐，但居民是可以直接目睹熱力廠是否在排放廢氣。作為國企的北京熱力集團因此不得不十分“賣力”，對所屬熱力廠排放要求嚴于北京市環(huán)保局，李春華說：“集團不斷施加減排壓力，要求能減多少就減多少?！睎|郊供熱廠自身沒有能力更換10臺鍋爐，超過千萬元的改造費都由北京熱力集團支付。

改造帶來的減排效益是明顯的，東郊供熱廠基本不再排放二氧化硫和粉塵，氮氧化物每年排放6.8噸，是燃煤時代的零頭。為了讓鍋爐更智能，能夠自我調節(jié)，減少人力控制反應慢帶來的負面效果，東郊供熱廠正在探討鍋爐智能聯動系統(tǒng)的升級方案。
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建筑節(jié)能研究中心主任江億認為，未來改造應將精力集中到中小鍋爐與郊區(qū)燃煤，“熱力集團集中管理的區(qū)域問題不大，主要問題在于為其余5億平方米供熱的中小鍋爐”。

北京五環(huán)內的中小鍋爐整改滯后。清華大學的鍋爐至2014年才實現改造燒天然氣，之前都是燒煤。改氣之后，大部分中小鍋爐都沒有脫硝技術，再加上管理人員不專業(yè)，產生的氮氧化物量還是很大。一位熱力系統(tǒng)內人士透露，北京很多區(qū)域熱廠的鍋爐房一般由七八個人員看管，一半以上雇傭民工，專業(yè)程度遠遠達不到技術要求。

2017年，北京將全面關停燃煤電廠，代之以燃氣熱電中心。僅此一項，預期削減燃煤920萬噸。

受限于天然氣產量和價格，北京去煤、改氣的作法其他地區(qū)無法全盤復制。其他城市雖紛紛提出“氣化”目標，卻難以獲得如北京一樣充分保障的氣源。比如唐山，在一部分鍋爐“煤改氣”后，全市冬季用氣高峰期，面臨5萬－10萬立方米/日的天然氣缺口，只得“限工業(yè)、保民用”。

管不住的日常生活

在控制了移動的機動車源，以及發(fā)電廠、化工廠、制造廠等固定排放源后，為完成減排，北京只好用心思于細微之處。

中國有世界上最復雜的排放源。生活中的排放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每個人都參與其中，數量巨大且難以定量統(tǒng)計。

餐飲、汽修、燒烤、畜禽養(yǎng)殖等，貢獻了北京PM2.5的14%。

北京APEC會議期間，市政府外事辦主任趙會民說，“城市大了之后，中國人習慣的烹飪，對PM2.5的貢獻也不小，希望市民配合做好清潔空氣的工作?！边@番表述，如同水濺油鍋一般，在公眾中激起了強烈反響，其實不無道理。

根據美國洛杉磯的排放清單，該市3.1萬家餐館每天烹飪肉類約排放11.6噸顆粒物，其中大部分物質都是PM2.5。近期國內的研究也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結果，比如露天燒烤、糖炒栗子乃至烹飪，都對PM2.5有貢獻。

烹飪過程中會排放各種化學物質，主要有碳顆粒物、水溶性無機離子以及各類元素，有機碳是最主要的成分。

在北京大學環(huán)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一項研究中，選定北京四家餐館做樣本，為使樣本具有代表性，餐館的主營菜品分別為川菜、杭州菜、家常菜和燒烤。結果顯示，餐館營業(yè)期間排放的PM2.5平均濃度大約是當日環(huán)境大氣PM2.5濃度的8倍－35倍。

使用油煙凈化裝置，可以利用靜電吸附油煙中的PM2.5，使油氣分離，最后排出無害氣體。要求北京餐館安置這套設備的相關規(guī)定存在多年，但直到空氣保衛(wèi)戰(zhàn)打響后，才開始較為嚴格地執(zhí)行。

北京市衛(wèi)生局數據顯示，全市共有7萬余家餐飲單位。2014年，北京市環(huán)保局查處了一批未正常使用凈化裝置的餐飲企業(yè)，其中不乏全聚德、真功夫、華天園這樣知名的餐廳。

油煙凈化設備經銷商何小軍的生意因此增長飛速，生產線都忙不過來了。油煙凈化設備本身，不過幾千元到數萬元。麻煩在于，使用一段時間后，凈化效果直線下降。要保持達標的凈化效果，需兩三個月清理一次。這意味著，餐飲業(yè)的減排需假以時日，才能形成一種常態(tài)。

至于居民家中的油煙機，幾乎都是直排的。北京市環(huán)保局曾表示，針對家用油煙機是否安裝凈化裝置也在研究中，不過，這還需要更審慎的考慮。

秸稈焚燒是一個來自農村生活的PM2.5排放源。很多地方出臺“禁燒令”，但禁而不止，每年夏收、秋收后的集中焚燒，最嚴重時對PM2.5的貢獻率可達30%以上。2014年10月，京津冀地區(qū)連續(xù)出現的幾輪霧霾，秸稈焚燒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

秸稈可回收利用，如粉碎還田、壓塊做燃料、生物質發(fā)電、漚肥、打捆做飼料等。但處理秸稈要耗費人力，不處理的話，又沒法播種下一茬莊稼，一些農民“頂風燒稈”，圖的就是方便、快捷，一把火了事。2014年11月1日至20日，環(huán)保部動用衛(wèi)星遙感監(jiān)測和各地現場巡查，在19省區(qū)市，共監(jiān)測到秸稈焚燒火點541個，比2013年同期增加314個?！跋攵沤^秸稈焚燒，還要給秸稈找出路，關鍵是讓農民從回收利用中得到實惠，而且，過程不能太麻煩。”國家發(fā)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說。

通過精細化研究，一些新的霧霾幫兇也被陸續(xù)發(fā)現，但有些污染源還暫時缺乏合適的對策。

減排作假

經過以上種種強硬措施，嚴防死守之下，2014年，北京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兩項大氣減排指標，比2013年年均下降7%以上，成為污染減排幅度最大的一年。

為什么北京這兩種主要污染物指數下降頗多，居民似乎從感官上沒有享受到更多的藍天呢？一直以來，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減排的總量控制指標，并沒有與空氣質量改善指標掛鉤，更重要的是，由于空氣質量改善因素非常復雜，科學家也沒搞清楚這兩種污染物的實際減排量能將PM2.5濃度降低多少。也就是說，兩者之間的定量關系尚未建立。

PM2.5重污染日的高濃度水平，對年均值的影響非常大。比如2014年，屬于重度污染的天氣減少了13天，但其中嚴重污染的六級天氣增加了兩天，PM2.5的日均值就高位徘徊于300微克－500微克/立方米。數個重度污染日，對年均濃度的貢獻值基本上就是1微克/立方米，導致了1%的差距。可以理解為，氣象條件不夠好，未能幫上忙。

北京是“大氣十條”唯一給出PM2.5限值的地區(qū)。目標是，到2017年，將PM2.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/立方米。

2014年的數值是85.9微克/立方米，要想完成目標，必須在此后三年時間里下降25.9微克/立方米。

《財經》(微信公眾號 mycaijing)記者從參與論證“大氣十條”的多位專家處得知，盡管論證時各方莫衷一是，但相關控制目標公眾關注度高，又為了及早出臺，可謂倉促發(fā)布。

2014年，北京最終將PM2.5年均濃度降低4%，遺憾的是，未達到年初定下的5%的目標。如果按照2014年的下降速度簡單平均，完成2017年的目標還需要七年。

對未來持悲觀預判的，還有清華大學環(huán)境學院院長賀克斌。他與中國清潔空氣聯盟聯合撰寫的報告預警稱，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，到2017年，京津冀依然難以完成PM2.5濃度要比2012年下降25%的任務。全國治霾重點區(qū)是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珠三角。在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前10個城市中，7個來自京津冀。

在賀克斌的研究中，已經將氣象條件的變數考慮進去。北京市環(huán)科院、天津市環(huán)科院的獨立研究也有相似警示：北京2017年的目標完成比較懸。

中國過往的環(huán)保戰(zhàn)績并不出彩。從“六五”開始，環(huán)境保護發(fā)展規(guī)劃一直被列入國民經濟發(fā)展規(guī)劃之中。至今，只有“十一五”的環(huán)境規(guī)劃指標得以完成。這也讓人有理由懷疑，“大氣十條”的目標能否達成。

此前不理想的成績主要根源，在于政府沒有像對待經濟發(fā)展規(guī)劃那樣，認真執(zhí)行環(huán)境規(guī)劃指標，經濟計劃年年超額完成，環(huán)境保護計劃卻屢屢失利，環(huán)保問題此起彼伏，以致到2012年，長時段、大范圍的霧霾危機彌散開來。

不過，在發(fā)布“大氣十條”時，中國的治污思路已變，即在總量控制的原有基礎上輔以環(huán)境質量為目標。這意味著，環(huán)境質量以環(huán)保部監(jiān)測站監(jiān)測到的空氣質量指標為準，74個實施空氣質量監(jiān)測的城市，數據實時傳輸，每天都會公布，沒有事后修改的機會。

大氣污染排放與經濟形勢緊密相關。全國工商聯環(huán)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表示，如果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，屆時通過主動淘汰落后產能，可以加快空氣質量的改善速度。這也算是經濟下行利好的一面。

理想方式還是通過主動的產業(yè)升級等措施完成。各地都是優(yōu)先治理大型的、集中的排放源，既便于管理，又容易見效。要完成治理目標，賀克斌團隊建議，天津、河北在已出臺的地方行動方案基礎上，進一步削減氮氧化物、氨和揮發(fā)性有機物的排放。

近十年來，官方公布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遞減，卻未能挽救環(huán)境，有兩種可能：一是所選擇的主要污染物指標不合理，未能全面覆蓋影響環(huán)境的關鍵污染物，以致一個污染指標下來，另一個未關注的污染指標上去，此消彼長，最終沒控制住環(huán)境質量；二是減排數據摻雜水分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根本沒有官方數據減少得那么多。

第一種可能很容易排除，因為歐美國家也是控制主要污染物總量的路數。根據美國環(huán)保局網站的數據，1970年至2012年，六種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減少了72%，空氣污染治理就取得明顯成效。那么，只剩下第二種可能——減排數據虛假。

近期發(fā)生的兩起案例，為這一現象做了最佳注腳。2014年6月12日，環(huán)保部開出合計4.1億元的史上最大環(huán)保罰單，向脫硫設施存在突出問題的19家企業(yè)，罰脫硫電價款或追繳排污費，國內的五大電力集團華能、國電、華電、大唐和中電投均有下屬公司卷入。國家對采用脫硫裝置的燃煤發(fā)電企業(yè)給予電價補貼，這些企業(yè)拿了錢不干活，在發(fā)電過程中未運行脫硫設備。

僅僅一個月后，一張5.19億元的罰單刷新紀錄，是國家發(fā)改委開給10家燃煤電企的，原因仍是脫硫設施未正常運行。

2015年，北京的減排目標仍然是PM2.5年均濃度下降5%左右。至少從減排目標的設定上，北京是將完成“大氣十條”的希望主要寄托于最后兩年——PM2.5的年均值要有16%以上的下降。然而，中國環(huán)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(fā)合說，環(huán)保界的共識是，“前期的減排措施會改善得比較快，到后期招都出盡了，減排會越來越難。”

經過“壯士斷腕”的2014年大氣治理后，產業(yè)結構調整、能源轉型等的后遺癥也逐漸浮現，預期構想能否化為現實，2015年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