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今天，所有的“蝴蝶效應”背后都隱藏著系統(tǒng)性的金融風險，而那些能產生系統(tǒng)性風險的，一定是全球主導性和決定性力量。

眼下，全球金融市場正經歷一場劇烈動蕩，金融市場之間的聯動，尤其匯市、股市及大宗商品市場之間的聯動導致金融恐慌指數急劇飆升，恐慌情緒也隨之蔓延。各國央行都準備祭出各類救市的籌碼，已有多國和地區(qū)出手救市或干預市場。

產生全球金融市場共振的源頭到底在哪里？是什么導致了全球風險資產拋售？被外媒解讀的中國央行啟動匯率中間價改革所引發(fā)的匯率急跌會產生如此之大的威力嗎？細細追溯分析，全球貨幣政策正在走向重要分水嶺。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，美聯儲累計購買MBS2.073萬億美元，國債1.69萬億美元，機構債2000 億美元。目前，美聯儲資產4.5萬億美元，已達危機前的5倍，MBS和國債占比在90%以上，負債主要是超額準備金，規(guī)模為2.7萬億美元。美國QE政策退出，預示著全球貨幣金融新周期的到來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貨幣擴張的外部環(huán)境因此發(fā)生了趨勢性的改變，全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經受新的結構性沖擊，而中國只是深受其困的典型代表。這種“結構性沖擊”具有普遍性和持續(xù)性特征，由此估計，未來幾年全球很可能面臨美元流動性斷崖的風險。

鑒于美元在決定全球流動性方面的核心作用，不妨把全球美元劃分為“美元”、“石油美元”和“商品美元”，這三類“美元”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全球美元體系。從“美元”自身供給看，自從掌握全球貨幣“總閥門”的美聯儲開始逐漸減少每月的證券購買計劃后，全球的貨幣基數便由停滯轉為下降，這勢必導致全球“美元資金池”水位下降，勢必對外圍國家，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催生大量的資本回流和沖擊。國際金融協會（IIF）的數據顯示，2014年，從新興市場流出的跨境資本增至1萬億美元左右。而新興組合基金研究全球公司（EPFR Global）統(tǒng)計顯示，自去年9月中旬以來，全球的投資者已從新興經濟體的債券和股票基金市場撤出約65億美元，而去年以來從新興市場流出的資金已達131億美元。受美元升值以及加息預期影響，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趨勢進一步加強。上周，EPFR全球追蹤的新興市場股票基金的資金流出達到5周以來的最高點，全球資金已連續(xù)6周從該基金中撤資，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的資金流出量也達到了去年一季度以來的最大值。資本外流回流及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預期仍在不斷強化，對新興經濟體的資產市場和匯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。

除“美元”之外，以“石油美元”表現的流動性縮水是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的第二股重要力量。過去十多年來，石油輸出國和生產國的大量“石油美元”都流入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，既為全球金融系統(tǒng)提供了流動性，也刺激了資產價格上漲，數據顯示，2012年，全球流動性投資（如國債、企業(yè)債券和股票）的“石油美元”達到5000億美元高峰，石油美元投資占新興經濟體GDP總和的26%，相當于這些經濟體發(fā)行外債規(guī)模的21%。

由于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基準計價貨幣，美元的持續(xù)升值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進一步下降。與之相伴的是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對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遭遇重創(chuàng)，石油美元的大幅縮水極大地改變了國際資本的格局。根據國際金融協會(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)的報告，隨著國際油價暴跌和石油美元大幅縮水，新興市場能源出口國去年在全球市場凈撤資額高達80億美元，這是十八年來首次凈撤資。

對全球流動性產生重大影響的第三股力量是“商品美元”的變化。國際金融危機以來，隨著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外需大幅萎縮，新興經濟體貿易盈余持續(xù)下降，外匯儲備對GDP比例為2%左右，大幅低于危機前歷史均值的5%左右。盡管美國經濟持續(xù)復蘇，但因其能源產品進口減少，消費傾向下降，制造業(yè)回流，新興市場對美國的出口很難重現危機前的繁榮。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的數據，去年，新興經濟體和發(fā)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同比下降了1145億至7.74萬億美元，“是1995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”，全球“商品美元”大幅縮水。

無論“美元”、“石油美元”、“商品美元”都面臨著周期性拐點，這是全球從未有過的格局之變。美國經濟正在步入穩(wěn)定復蘇新軌道，二季度GDP年化環(huán)比3.7%的增速很可能不會被短期的全球市場動蕩打亂，美聯儲將延續(xù)既定的年內加息的時間表和節(jié)奏。美國貨幣政策調整所伴隨嚴重的外溢效應，將進一步通過國際資本流動、匯率動蕩、融資成本結構變化等渠道沖擊全球金融市場，未來全球系統(tǒng)性流動性風險恐難避免。維護全球金融穩(wěn)定與安全已成全球首要任務。（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）